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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行拷问中国慈善

发布时间:2021-10-20 19:45:42 阅读: 来源:棉门帘厂家

“巴比行”拷问中国慈善

“巴比行”拷问中国慈善 更新时间:2010-10-10 7:46:32   编者按/ 盖茨、巴菲特的“慈善晚宴” 把中国慈善事业的火点着了,当然,李连杰“壹基金”的生存困境、陈光标“裸捐”的争议等也都加了把柴。  争议也是备受关注的开始,更主要的是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来财富观念的转变、社会心态的营造甚至是制度体系的开放与建设,如果中国慈善事业能由此开始步入良性的轨道,实则是社稷和民众之福。  9月30日上午10点,主持人宣布记者见面会结束之后,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离开座位,从主席台侧面走向北京国贸三期的大会议室的后门,一位台湾电视台的女记者仍然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声喊着自己的问题:“Mr.Gates……”  这场被寄予了极大期待的记者见面会伴随着两位富豪头也不回的背影结束。9月29日晚间,这场被媒体舆论渲染的意义非凡的晚宴在北京北六环外一处叫做拉菲特城堡酒店举行,近百名记者当晚在城堡外一无所获。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认为,这场并没有进行“劝捐”晚宴对国内慈善业的意义十分重大,“和上次汶川大地震全民慈善行动的爆发不同,这次引发了全民的大讨论,对现代慈善理念在中国的推广是很有意义的。”  纠结的晚宴  9月29日晚,被邀嘉宾潘石屹在赶到拉菲特城堡之后,杨澜对他抱怨:你在微博上把见面的地点透露了,现在大门口围着许多记者。“我问,见面的地点是保密的吗?杨澜说,是的。我想我们又不是地下工作者,怎么这么多的保密呢。”潘石屹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调侃。“安排吴征坐我边上,我发一条微博,他捅我一下。”  事实上,大多数一直被封锁晚宴相关消息的记者们都是通过潘石屹那条发自9月27日的微博获知具体举办时间和地点的,他还在那条微博上说:“我想那天一定会有很多媒体记者”,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自从8月初传出盖茨、巴菲特将在9月底赴北京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慈善晚宴的消息,主办方一直拒绝透露相关信息,但越是如此,越引得舆论翘首关注。一时间,哪些富豪将被邀请、是不是要借着晚宴的机会“劝捐”、中国的富豪会不会赴会等种种疑问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拉菲特城堡像一个庄园,主城堡外是大片的绿地和高尔夫球场,尽管记者们被允许进入庄园的大门,但仍然被挡在主城堡百米开外,对里面正在谈论的内容无从得知。  事后,参加了晚宴的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向媒体记者表示,“整个晚宴,很诚恳,令人感动,同时分享很多智慧,融洽的讨论。充分看到了世界和中国的成功者对社会责任的真诚,我今天真的很感动,大家真的是认真地在研究这个事情,没有政府的强制和委派。”  国内舆论之所以会将晚宴的目的理解为“劝捐”,是因为盖茨和巴菲特不久前刚刚在美国通过晚宴的形式说服了40个美国富豪家庭参与到他们提出的“慈善捐赠承诺”中来,大多数富豪承诺将把自己一半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巴菲特和盖茨还专门为这个活动建了一个名为“捐赠宣言”的网站,把这些富豪的名单列在上面。这难怪会让国内接到邀请的富豪们忐忑不安。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就公开表示:“中国现在谈慈善很需要,但是大谈慈善为时尚早。……去不去参加那个晚宴,我看不重要……”  尽管如此,大多数被邀请的国内富豪还是都参加了。其中包括曹德旺、陈光标、刘永好、牛根生、柳传志、冯仑、马云、张朝阳、李连杰、潘石屹张欣夫妇等等。  “如果我和盖茨的努力能够推动中国最富有的人们根据自己意愿去从事更多的慈善事业,那么此次中国之行便是圆满成功。”巴菲特表示。但是,他也承认,之所以会将中国选为“慈善晚宴”的第二站而并没有考虑欧洲是因为,“欧洲已经有了几代人的积累,慈善形式和机制都建立起来了,都有他们做事的准则。”所以他们选择了中国,并且明年将去印度举行慈善晚宴。很明显,他们还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新兴国家的富豪群体。  争议“裸捐”  晚宴举行之时,正是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高调宣布“裸捐”之后不久,而陈光标的“裸捐”正是直接响应盖茨、巴菲特提出的富豪捐出一半财产的主张。  9月7日,陈光标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致盖茨、巴菲特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我在此郑重宣布,将做第一个响应并支持你们行动的中国企业家。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这也是我给你们两位先生中国之行的见面礼。”  此行动立即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在晚宴举行当天,他同样向两位世界富豪表达了自己的这一心意,但立即引来华远地产总裁任志强的激烈评论:“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要给美国富人送见面礼?……这个见面礼让本来无私的慈善变成了为某一私利服务的工具与招牌。真可悲的心态,让伟大的事变成了三俗的宣言。”  也有网友主张应该更加宽容的对待陈光标的“裸捐”行为。不过,陈光标目前的慈善道德高位似乎使得他对中国的其他富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陈光标在另一篇博文中说,“目前,我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有600多台大型设备,在北京、上海、香港、南京等地购置有办公楼,再加上其他固定资产和现金一起,大约有50多个亿。这就是我目前的全部家当。”他表示,近期将找一家最权威的公证处,对财产进行公证。“未来争取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从中国首善变成全国首富,而所有挣回来的钱,死后都将一分不留,全部捐献给社会。”  陈光标甚至不打算分一点自己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他的理由是,孩子只要继承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未来靠自己就肯定没问题,“我留给他的是精神财富”。  这样的做法显然已经和盖茨、巴菲特倡导的慈善有了不小的差别。巴菲特说:“一定要把家人照顾好,做慈善不应该妨碍家人现有的生活。怎么做到这一点?就要跟家人一起商量,听从家人的建议,并且每五年修改一次遗嘱,一起讨论哪条合适哪条不合适。”而事实是,晚宴上,中国富豪提出的难以处理的问题中,和家人、子女的关系正是很重要的一个,“这和美国很相似,但是由于中国现在出现的都是第一代的富豪,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会更加难以抉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中心主任汪大海告诉记者,其实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慈善传统,而“裸捐”正是中国慈善观念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要肯定陈光标,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切实地推进中国的慈善事业。”他同时表示,富人们有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热情,这是他们的人生自由,“我们不应该相逼。我们更不应该把富豪们捐多捐少当成慈善这把道德利剑下可怜的鱼肉”。  而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则向记者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陈光标宣称自己现在的资产有50个亿,要裸捐,精神是值得尊重的,但他好像混淆了企业法人资产和个人资产两个概念,就算作为独资的企业,在企业法人成立后,企业的资产也已经不属于投资人,而是属于企业法人,背后是成百上千的工人,投资人只可以享受投资收益,或者在公司上市后的股票套现,但是没有权力支配全部企业资产。所以他现在不能宣称自己要将50个亿捐出去,那还得了?”  孙大午直言,虽然他号称亿万富豪,现在要是让他捐真金白银,他连100万元都拿不出来,“我几乎所有的资产就是这一企业,我只是个投资人而已,它们不属于我,属于我的只是那几间个人的房子。”  万通基金会秘书长李劲则表示:“裸捐”作为个人行为是值得赞赏的,但在中国目前的财富积累阶段,未必值得提倡,因为损害的是一个企业的造血功能。  再看巴菲特,他认为一定要到快退休或离任时才考虑做慈善,而不是在事业最高峰时。他的公司赚钱赚了50年之后开始做慈善。而盖茨则是在成立微软25年之后成立了盖茨基金会,最初也是两边兼顾,后来发现两头都做不到最好,于是干脆辞去CEO,专心做慈善。  不少中国企业家在创办企业15年甚至10年后就成立了非公募基金会。“挣钱比他们晚,觉悟比他们早,我们完全在道德上优于巴菲特和盖茨了。”冯仑说。  中国慈善的考验  9月30日那天,以制作富豪榜著称的胡润特意飞到北京,面见盖茨和巴菲特,他认为有这样的交流机会很有意义。  “中国的慈善事业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到现在,我们新的财富榜上,拥有10亿元人民币以上财富的中国富豪有1363位,比去年多了363位,这还只是我们知道的,漏掉的至少翻倍。我估计中国现在拥有10亿元以上资产的富豪应该有5000人。”胡润对记者说,“这些人是时候应该考虑在自己去世之后,自己的钱怎么办,是捐出去还是留给自己的后代。”  胡润还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热衷于套现,从CEO变成董事长,“套现之后,他们会考虑做其他投资,而再过10年,他们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人把钱投入慈善事业中。”  除了高调的陈光标之外,财富规模更大的热衷于慈善的企业家也的确正在不断涌现,比如余彭年、陈发树和福耀玻璃的曹德旺,“余彭年现在的个人承诺捐款已经达到80多亿元,其中现金部分是30亿元,超过陈光标,是我们慈善榜的第一名。”胡润说。  企业家热衷于慈善的趋势不可避免,但现行的体制和政策对慈善事业的掣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去年以“股捐”而广为人知的曹德旺,由于政策的限制,只得将自己的股份卖掉一亿股,成立了企业慈善基金会。曹德旺是连续5年登上胡润慈善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2008年他以捐赠1.46亿元位居第14位。  但是中国现行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对成立民间慈善基金会有诸多限制,成为被诟病最多的对象。前不久,“壹基金计划”发起人李连杰提出的壹基金的身份困扰和运营困境同样也是由体制造成的。  按照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要求,假如要成立一家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起码要准备800万元的现金,“800万元注册资金不是问题,可是还有其他许多障碍不能通过。”李连杰说,依照目前大陆的管理框架,所有的基金会要想成立,都需要找到一个有官方背景的业务主管单位。  多方寻找之后,李连杰选择了“中国红十字会”挂靠,“壹基金”成为了红十字会的一个项目,而无法作为独立的公募基金会进行运作,结果只能承受账目不能自主、项目开展受限,无法独立招募人员等困难。  这和盖茨、巴菲特所在的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做慈善有很多渠道,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很多,每年大约有2%以上的GDP进入慈善捐款,很多是个人捐赠的,各个民营的基金会有很好的监督,账目和资金流向等都是可以去查的。”事实上,巴菲特正是放心的将自己的钱交给盖茨夫妇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在打理。  谈起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原国家民政部官员、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告诉记者:“主要的症结,还是我们的慈善组织太少了,美国有近10万个基金会,我们国家才2000多个,应该鼓励民间尤其是企业成立基金会。现代的慈善基金会只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就不会出什么问题。我觉得就算达不到美国那么多的数量,起码应该过万。”  而据记者了解,正在制定的《慈善事业促进法》,仍然受制于对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慈善募捐行政许可等关键问题难以达成共识而短期出台无望。而慈善专业人才的匮乏也是制约中国慈善发展的又一大瓶颈,“仅仅拿募捐这一项来说,就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非常复杂,没有专业的训练学习很难做好。”王振耀说。  受困于政策掣肘的曹德旺,就已经与南京大学签订协议,捐赠2000万元共建“何仁社会慈善学院”,自己着手培养专业的慈善研究者和决策者。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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