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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

发布时间:2021-01-21 15:39:11 阅读: 来源:棉门帘厂家

茅于轼: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

经济学家茅于轼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答案。  茅于轼,经济学家,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这几年中国社会值得注意的两个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已经抵达过去很多年来的最高点,乃至被联合国认定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另一个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递增,社会的怨气几乎达到顶峰。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经济学家茅于轼试图在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84岁的茅因发现经济学中的“择优分配原理”而知名,代表作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经济学专业著作,而是致力于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茅也因在此领域的努力,而在去年获得职业生涯中第一个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奖项,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在这本原题为《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的书中,茅于轼给予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应当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的极大化,幸福极大化的前提是财富创造极大化,而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则是创造财富的必由之路。即厘清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别,以人民利益为重,取消特权,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具体策略上,茅主张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  另一个值得权衡的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即要平等还是要建设?二者相权,茅认为可以适当牺牲一点儿公平换取效率。财富的不平等不代表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允许一定财富的不平等,而应当防止的是凭借权势剥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权势的不平等恰恰是自由的最大障碍,也即中国人的焦虑之源,“人与人的不平等在中国是传统,是文化,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观念。”  矛盾的十年  南都周刊:这本书解释中国人怨气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的怨气是合理的吗?  茅于轼:我是一个外行人写这个问题。对经济学我算是内行,对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我不是专家,我是个普通人。看这些问题,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我能够独立地、不受限制地想。讨论怨气从哪来的问题,我否定了两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是收入分配和腐化。我说不是,我解释为不讲理。拿出拳头来了,问题就来了,这个社会是个善治的社会,不是恶治。老百姓好管理,大家讲理。这种不讲理是从枪杆子出政权开始的。发达国家对内的政治从来不用武力,欠发达国家却相反,对内政治靠武力。  南都周刊:您怎么看待过去十年?  茅于轼:这是很矛盾的十年。一方面经济增长非常高,这十年大概是30年中增长最高的。但是也有国进民退,法制松懈,闹出薄熙来这样的事。总的说起来还算可以。  南都周刊:但重庆事件后,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并没变多,很多人对自由市场决定自由配置有疑问。而且越来越多人还在说“中国模式”。  茅于轼:他们的看法不对。自由市场永远是对的,这个绝对错不了。重庆的问题也恰好是反市场,现在揭露出来的问题非常大。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它完全是寅吃卯粮,负债好几千亿,怎么还这个钱?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可避免  南都周刊:很多人认为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者把钱转移到国外,会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真的会这么严重吗?  茅于轼:你要注意,这些人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又回到中国来做生意,很少人彻底跟中国脱离关系。大部分的企业家,生意还在中国做。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做生意需要熟悉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机会确实比外国多。中国的市场非常广阔,机会非常多,只要不犯大错误都能赚到钱。影响还是会有的,不过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我看了数据,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是3万3千亿。他们拿走的顶多几百亿几千亿。所以在国家间的经济来往中看不出来有多大变化。这件事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南都周刊:有些学者担心,如果接下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会非常危险。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觉得中国经济迟早要出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已经在了,只是没有暴露。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房地产泡沫,另一个是银行欠债。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硬着陆。我想了很久,没法解决。房地产泡沫就是这么多的空房,你要让它住上人就没泡沫了。但你怎么让那么多空房住上人呢?  南都周刊:通过经济发展不能解决吗?  茅于轼:这个时间很长,最起码得十几年。十几年泡沫不破裂,可能性几乎没有。银行坏账也是一样,它已经坏掉了,怎么填这个窟窿呢?现在只不过没有暴露出来。因为经济增长,老百姓存的钱比取的钱多,银行的存款还在增加。坏账再大银行也不怕,就怕你取的多存的少,它马上就要出问题。

南都周刊:您提到过金融市场改革可以带来新的一波增长,但现在仍没看到实质性的动作。  茅于轼:是的。大家谈了多年的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能带来很大的利益,GDP能上去。但为什么做不到,就是没有竞争。现在都是国家的银行,没有民办的银行,所以市场化不起来。有点小变化就是民间借贷很发达,利息率非常高,而银行的利息率非常低。利息率差别这么大说明资源配置非常错误,所以纠正资源配置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  南都周刊:最近也有很多关于房产税的说法,您怎么看待房产税的问题?  茅于轼:现在的房产税好像是要对付房地产的投机者,压一下房价,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税收的问题要通盘考虑,我们税的问题挺大的。你不能光加房产税,本来税就挺高了还加税。得减别的税,所以这里又涉及到结构问题了。牵涉到整个税制的设计问题,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改税制到现在,将近20年,完全不适应现在的新情况,需要重新设计税制。从这个角度讲我赞成收财产税,因为财产税收的是有钱人,破房子就不要收税了。  南都周刊:您在书里说中国的税并不高。  茅于轼:中国税的数额不高,但是税是买服务的,从这方面讲中国的服务就非常贵。税也就太高了,因为你享受的服务没多少,质量也不好。  讲道理维稳当然很好  南都周刊:您之前对于航母、钓鱼岛的看法引起了很大争议。  茅于轼:对。其实老百姓迟早会明白我的意思。你现在不明白将来也要明白。那完全是政治家搞出来的名堂。  南都周刊:不少人担心有战争的威胁。  茅于轼: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要把中国变成亡国奴。美国不可能,美国占领了日本占领了德国也没有把它们变成亡国奴啊,日本更不可能把中国变成亡国奴,它已经占领一回,教训也够惨的了。  南都周刊:有说法认为您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太理想化,比如说50年之后就没有战争了。  茅于轼:50年以后没有战争是很有可能的,两代人嘛。不过我的理想不是幻想,跟马克思不一样。我的理想是迟早要走的路,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很现实的,只是比较远。世界和平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走到这条路的,现在也在慢慢地走。比如说裁军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裁军。我比较偏重于理想。但我要强调我的理想不是幻想,不是乌托邦,是最后人类的目标。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南都周刊:最近大家都在说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据说高层也在看。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没看这本书。我看到网上谈论这本书,吸取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我觉得很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需要吸取这个教训。法国追求平等自由结果走向反面,变成了没有自由没有法治的状态。  南都周刊:如果反对暴力革命,那我们想要的东西和现在的维稳有什么区别?  茅于轼:我们需要稳定,但这样的稳定是讲道理的、法制的。区别是,现在的维稳还是用武力维稳,如果讲道理维稳那当然很好。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我们需要学会妥协,但是现在情况是有一方妥协,对方不妥协。  茅于轼: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我让步了你不让步,那我也不让步,双方就对着干,这样结果很糟糕。我觉得从国内的情况看,还是要讲道理,你不让步我就跟你讲道理。国际上很难,但至少在国内我觉得要坚持说理。  南都周刊:但有人觉得现在舆论环境不如以前。  茅于轼:不会啊,我的书都出来了(笑)。这个各人有各人的判断,现在还看不出新的趋势变化。

茅于轼:土地若自由买卖 房价等问题将迎刃而解  摘要:一号文件提出,要用五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办证工作。凤凰卫视2月16日《中国深度财经》节目,邀请经济学家陈志武、韩志国、茅于轼,就农村土地产权、未来城镇化规模、农民工进城户口等问题进行讨论。  经济学家茅于轼谈到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现在我们是政府决定土地配置,效率非常的低,造成很多的矛盾社会,农民进不了城”。他进一步指出:“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能自由买卖,如果我们的农民能够把土地卖给开发商,他得到的价格就高了,他就有钱了,而且开发商能买到便宜土地,他的房价就降低了”,“问题的根就是自由买卖”。  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中国政府2013年1日文件指出要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并且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清产核资、资产量化股权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体制改革”。  在土地利益相关的多元群体的博弈下,一号文件提出,要用五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办证工作。分析认为,对农民的土地进行产权确定的过程其实也是利益调整过程,这样将把利益更多地分给农民。  同时地方政府调整土地的能力会下降,利益也会缩减,但是一旦产权确定清楚,农村宅基地等建设用地将进入市场。  张彤:如果允许农村土地直接入市,那么地方政府便无法在土地市场上一家独大,房假也就有了下降了空间。但是在中国现行的征地制度下,在农村土地还不能直接入市的情况下,只能是先由地方政府征用土地,再交给开发商进行开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95%的蛋糕是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瓜分,农民只是得到了5%的汤汤水水,这也是学者们质疑中国土地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志武:目前中国的土地制度,集体所有和国有的土地制度这样一个体系也好,给中国的农民实际上是带来了太多的掠夺,所有这些土地私有的国家和地区,农民从城镇化过程中间受益是最多的。尤其像我以前的学生,有一个尤其是比较明显的,他家是台南,台南人,以前的话也是望族,我有一次问他父亲,我说你们家这么多亿的财富是怎么来的?他就跟我说,他们家并不是靠办工厂,做什么企业获得这么多财富的,而是因为他们在台南和台北有很多的农地,有很多的土地,后来因为台湾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让他们那些土地升值非常多,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几百倍土地的升值让他们家一下子就变成了多少亿的富翁。  但是回想一下,在中国为什么地方政府从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间,从中国的房地产(行情专区)超度繁荣的过程中间受益是最多的呢?如果不是当年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设,不是这个国有土地制的建立的话,今天这么多亿的农民,他们祖祖辈辈一直流传下来的那些土地,本来应该是他们的,他们应该受益最多的,但是结果让这些地方政府受益这么多。  解说:其他专业学者也表示,中国土地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燕山华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华生认为,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财政制度,政府不能当商人,靠卖土地来赚钱,使政府从执法者变成盈利者。当执法者变成谋利人的时候,这个市场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场。  经济学家韩志国表示,急速货币化与土地财政形成了国民财富的大规模重新分配,社会公众分享的改革成果重新回到了政府手中。这是一种公开的,但却是无形的掠夺,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深层伤害不可低估。  中国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土地制度问题是造成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大的体制性问题,土地制度弊端既剥夺农民,又剥夺城市低收入人群,从2011年开始,土地出让金算到房价里,现在的房价里70%的钱是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出让金制度是向穷人收税,而且是一次性收70年税,房子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富积累。现在城市居民间最大收入差距就在于此。  茅于轼:还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能自由买卖,如果我们的农民能够把土地卖给开发商,他得到的价格就高了,他就有钱了,而且开发商能买到便宜土地,他的房价就降低了。农民有钱,房价降低,他就进城,有条件了。现在为什么农民进城只能变打工的呢?房子太贵了,买想都不用想,连租个房他也租不起。所以它变成一个流动的打工者,他永远不能变成一个城里人。如果我们改变政策,你可以把土地直接卖给开发商,有很多的农民愿意卖地,有很多的开发商要买地,很多的买方,很多的卖方来竞争,形成一个土地低价格,这是市场决定土地的配置。  现在我们是政府决定土地配置,效率非常的低,造成很多的矛盾社会,农民进不了城。如果农民能够改变土地交换方式的话,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农民很快就变城里人了,我们现在伤透了脑筋,怎么帮助农民变成(城里人),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不可能解决。你要靠他的薪水来买房租房,10年、20年解决不了问题,那个太难了。  我们过来已经改革30年了,还有那么多农民,能进城的还是少数、少数,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可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上访的问题也没了,自由交换也就没意见了。现在你强制买我的地,用很低的价买了我的地,完了你再卖给开发商,中间的差价被政府拿走了,农民还是贫困的,而且农民就要上访,就要告状,70%、80%的上访都是土地纠纷,自由交换就没有纠纷了。  张彤:您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了?在中国可能实现吗?  茅于轼:其实中国必须实现这一条,中国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的GDP增长率在下降,你怎么让它上去呢?很简单,你看看发达国家怎么做的,发达国家土地是自由买卖的,当然他有很多规定,他有一些法律的条文,我们根本就不允许你自由买卖,这个土地的利用效率就非常的低,因为只有商品市场能够把资源配置的好,我们现在是全力的配置资源,也就省下了很多效率。所以你改变这一条,GDP就上去了,好多问题,上访也没了,GDP也上去了,农民的消费也增加了,现在我们不是消费太弱,投资太强,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房价也下来了。现在压房价压不下来,土地自由买卖,房价自然而然就下来。  张彤:我们听到有很多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就认为未来中国GDP可以维系的一个依据,最主要的就是未来中国不断地城镇化的规模,还可以维持10年、20年,您觉得这个依据站得住脚吗?  茅于轼:这依据站住脚的条件就是土地自由买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已经搞了30年的城镇化,我们现在问题也挺大,现在是2亿多的农民工,流动性的农民工,而这部分人口你没办法把它变成城市固定户口的人口。  张彤:我们看到刚刚十八大上面也说到,就是农民工进城户口的问题,还是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有条件的。  茅于轼:他没想到问题的根,问题的根就是自由买卖。发达国家土地都是自由买卖的,政府拥有一部分土地,但是那个都是什么?沙漠,军事用地,政府用地,那不一样。  张彤:土地私有化在中国眼下还实现不了,不过农村土地市场化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晰,一些触及地产市场筋骨的动作也都在酝酿当中。蛇年伊始,春暖花开,我们期待今年的房地产市场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希望。(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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